第11章 钟国胜潜入轧钢厂广播室 (第2/2页)
　　
　　一个梳着齐耳短发的女播音员正坐在桌前翻报纸，桌上放着麦克风、一台扩音器，还有一沓广播稿，门虚掩着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缩回头，把后背贴在墙上，等着，他的呼吸很轻，眼睛盯着窗户那侧的一举一动，心跳不快，稳得很。
　　
　　这种紧张感跟前世在谈判桌上等着对手出错的那一刻差不多，急没用，等就是了。
　　
　　大概等了十分钟，女播音员站起来，把报纸放到一边，拿起桌上的搪瓷缸子，推门出去了，门在她身后轻轻合上，没有锁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没有立刻动，他又等了半分钟，确认脚步声已经走远，然后快步从槐树后面闪出来，推开广播室的门，侧身闪了进去。
　　
　　广播室不大，十来平米，桌子正中间放着麦克风，旁边是一台扩音器，面板上有几个旋钮和一个红色开关，墙上挂着广播排班表和一张安全生产宣传画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把门关上，手指摸到门锁，咔嗒一声反锁了，然后他拖过桌旁的两把椅子，斜着别在门把手下面，又搬起墙角那张堆广播稿的小方桌，压在椅子上面，死死顶住门。
　　
　　做完这些，钟国胜转身走到麦克风前面，坐下。
　　
　　扩音器上有个红色按钮，旁边标着“开关”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深吸了一口气，伸手按了下去，扩音器嗡了一声，电流的低鸣声响起来，面板上那盏绿色的小灯亮了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把麦克风往自己这边挪了挪，手指在话筒上轻轻敲了两下，敲击声从办公楼外面的高音喇叭里传出来，在整个厂区上空回荡了两下。
　　
　　车间里，几个正围着机床干活的工人停下了手里的活，抬头往喇叭的方向看了一眼。
　　
　　食堂里，正在揉面的师傅抬头看了一眼墙上的喇叭，嘀咕了一句“这个点播什么广播”。
　　
　　办公楼里，一个夹着文件的年轻干事在走廊里停下脚步，回头看了一眼广播室的方向。
　　
　　钟国胜开口了。
　　
　　“红星轧钢厂的全体工人同志们，你们好，我叫钟国胜，今年刚满十八岁，我的父亲，是原红星轧钢厂保卫处内保大队大队长——钟大山。”
　　
　　机器声还没有完全停下，但有不少工人已经放下了手里的活，这个名字，老一辈的工人是记得的。
　　
　　保卫处的大队长，抓特务死的，那年厂里开了追悼会，厂长亲自念的悼词。
　　
　　“一九六一年十一月，我父亲为保护三车间的精密设备和工友的生命安全，与潜入厂区的敌特分子英勇搏斗，壮烈牺牲，后来，他被追认为烈士。”
　　
　　钟国胜顿了一下，他的声音很平，没有哭腔，没有怒吼，就是一句一句地往下说，像是在念一份报告。
　　
　　“我父亲牺牲后，我母亲悲痛过度，一病不起，家中没有积蓄——我父亲生前每月工资大部分寄给了战友遗属，母亲需要吃药，需要治疗。但父亲牺牲后，轧钢厂应发放的烈士抚恤金，迟迟没有到。我母亲等了几个月，等到病情恶化了，等到药都买不起了，还是没有等到，我母亲病逝了。”
　　
　　车间里的工人彻底停下了机器，有人从工具箱后面站起来，有人摘下了手套，一个头发花白的老钳工站在车床边，嘴唇紧紧抿着，脸上的皱纹像是刀刻的一样。
　　
　　“我父亲因公殉职，按照政策，烈士未成年遗属每月应有抚恤补贴，标准为每月二十元。但从母亲去世到现在，将近三年，这笔补贴，我一分钱都没有见到。父亲牺牲后，他的岗位按规定应由家属顶替或保留，但到现在为止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一张审批表格。”
　　
　　钟国胜的声音停了一瞬，他抬起眼，看着麦克风，问出了三句话。
　　
　　“我想问一下——我父亲的抚恤金，去哪了？”
　　
　　全厂的喇叭把这句问话送到了每一个角落，食堂里，揉面的胖师傅手停了，沾满面粉的手悬在半空中，车间里，没有人再碰机器，那个花白头发的老钳工把手里的扳手慢慢放到了台面上。
　　
　　“我父亲的岗位审批表，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到过？”
　　
　　办公楼的走廊里，几个科室的干事推门走了出来，面面相觑，厂办的门开了，一个戴眼镜的秘书探出半个身子，脸上的表情变了又变。
　　
　　“我父亲钟大山是烈士，我是他的儿子，三年了，没有见到一分钱抚恤补贴。我被迫十五岁辍学，靠打零工糊口，冬天搬白菜，夏天卸货，一天挣几毛钱。饿得在地上爬不起来的时候，没有人管我。今天，我站在这里，就是想问一句——我该得的东西，到底被谁拿走了？”
　　
　　三车间里，那个老钳工转过身，背对着机器，用手背狠狠抹了一下眼睛，旁边一个年轻学徒工红着眼眶，拳头捏得死紧，嗓子眼里像是堵了什么东西。
　　
　　办公楼外面，已经有人往广播室的方向跑了，但更多的人站在原地没有动，他们看着高音喇叭，听着那个平静到近乎冷漠的声音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。
　　
　　“我叫钟国胜，东城区南锣鼓巷九十五号大院，后院东耳房，我今天说的一切，我愿意承担全部责任，人在做，天在看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