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二十五章：黄义明定计伏缅王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第二十五章：黄义明定计伏缅王
　　
　　刘惠恕
　　
　　且说朱键深送赵凤英前往天目山寻仙果治伤别后十日，黄义明除留下第五军副将王佳兰任反壶关城尉守城外，自己已带领全军返好古城。而各城主、持法司长事先得到通知，已于该日相聚于好古城共议立邦大政。
　　
　　当日，黄义明在好古城城长议事厅与各城主、持法司长以及各军将领共议立邦大政。当务之急是毒鼠关、正壶关与反壶关初下，急需寻找贤者任各关城城长。好古城城长张万祺提议请其挚友、明代大儒王阳明（1472－1529年）第五代裔孙王朝阳任反壶关城长。原来此王朝阳为王阳明玄孙王业洵（第四代）之子。王业洵与刘宗周、黄宗羲、王毓蓍等人相善，曾共研王阳明心学巨著《传习录》。明亡，其子王朝阳流落贵州，仍在其先祖得道之龙场书院讲授《传习录》，提倡“无善无恶心之体，有善有恶意之动；知善知恶是良知，为善去恶是格物”之学，要求学者做到“致其良知”，“知行合一”。黄义明道：王文成公乃大明功臣，两肩正气，一代伟人，具拨乱反正之才，救世安民之略，非其平定宁王之乱，大明江山至武宗时已不保。其功高不赏，令人心痛，然退隐山林，讲学述志，不改初衷。其裔孙既能传其学，必是贤者。只是王朝阳先生现远在贵州，不知何人可请？张万祺道：此事包在我身上。黄义明道：好，反壶关城长已定。只是不知何人可当正壶关城主？
　　
　　劳康城长孙员外道：不妨请出陕西盩室李颙（1627—1705年）先生之侄李崇实来任正壶关城主。原来孙员外所说之李颙，乃明末大儒。其治学推崇王阳明心学，反对程朱理学，主张“悔过自新”，著有《四书反身录》一著。明亡，李颙因母丧，只参加了秘密反清活动。后康熙中，皇帝亲征博学鸿儒科，李颙以前朝遗民身份拒征，拔刀自刺、绝食抗旨得免。因此其学在当时以注重民族气节著称，开创了“关学”一脉，与浙江余姚黄宗羲、直隶容城孙奇逢并称为海内三大鸿儒。又与眉县李柏、富平李因笃统称为“关中三李”。而其侄李崇实治学，继承了其叔父学说中的民族精神，明亡，耻于仕清，流落于江心坡开私塾谋生。其学主张“明体适用”，所谓“明体”，即指人之道德修养，要精研程、朱、陆、王的心理之学，取舍其间，明道存心。所谓“适用”，即应学会经济实学，如礼、乐、兵、刑，赋役农屯以及外国水法等。而二者关系又相辅相成，不可分离。其谓：“明体而不适用便是腐儒；适用而不明体便是霸儒”。黄义明听罢道：明道存心以为本，经世宰物以为用，好一个“明体适用”之学，江心坡屡经战乱，缺的就是这种精神，李崇实当为正壶关城主的不二人选。只是不知李崇实先生现隐何处，何人可请？孙员外道：李崇实现隐劳康城，此事包在我身上即可。黄义明道了一声：好！
　　
　　黄义明又问道：反壶关、正壶关城主已定，那么毒鼠关城主又由谁来担任呢？圭道城主程好义道：不妨请浙江余姚朱之瑜（1600—1682年）先生之孙朱淼生任城长。原来此朱之瑜（1600—1682年）与当时的黄宗羲（1610—1695年）、顾炎武（1613年—1682年）、方以智（1611—1671年）、王夫之（1619年-1692年）四人，并称明末清初中国五大学者之一，又与严子陵、王阳明、黄宗羲并称浙江“余姚四先贤”。朱之瑜的人生，颇具传奇色彩。其祖父朱惠翁，曾三让皇恩不受。父朱正，皇帝诏赠光禄大夫未就任。兄启明，天启五年（1625年）中武进士，任职南京神武营总兵。崇祯十一年（1638年），朱之瑜以“文武全才第一”荐于礼部，却以“世道日坏、国是日非”、“官为钱得，政以贿成”，朝政紊乱，自己不能为流俗所容的理由放弃仕途，专注于学问。其学主张：“世俗之人以加官进禄为悦，贤人君子以得行其言为悦。言行，道自行也。”“大人君子包天下以为量。在天下则忧天下，在一邦则忧一邦，惟恐民生之不遂。至于一身之荣瘁，禄食之厚薄，则漠不关心，故惟以得行其道为悦。”明亡，朱之瑜参加了鲁王监国（朱以海）的抗清活动，曾两次浮海赴日本筹款。后又参加永历十五年（1661年）夏郑成功、张煌言北伐复瓜州、克镇江之役。后郑成功兵败南京，退往福建沿海，张煌言数年后被捕遇害，朱之瑜自知复明无望，誓死不剃发，“乃次蹈海全节之志”，学鲁仲连义不帝秦，再次东渡日本，永不回到故国了。他在日本以故乡“舜水”为号，以示不忘故土之情而被人们称为“舜水先生”。朱之瑜履日期间，在长崎、江户（东京）一带授徒讲学，开创了“水户学”派，对后来日本的明治维新，产生过积极影响。朱之瑜死后，其在日本的学生德川光国整理其遗稿，于日本正德五年（1715年）刊行了《舜水先生文集》二十八卷。朱之瑜定居日本后，于明亡十七年，写下了名著《中原阳九述略》总结明亡教训，指出明亡原因主要有两点：一是政治腐败，所谓：“木必朽而后蛀生之。未有不朽之木，蛀能生之者也。”其二是学术虚伪，明末科举制成了文人士子攫取个人功名的手段，“不知读书以出治临民之义哉！”朱之瑜在履日期间，曾赠诗《避地日本感赋》以寄托对故国的怀念，诗谓：“汉土西看白日昏，伤心胡虏据中原。衣冠虽有先朝制，东海幡然认故园。” 朱之瑜（1600—1682年）之孙朱淼生在其祖父履日后，却并未与之同行，而是避居江心坡，自开学馆讲学，其学提倡“实理实学、学以致用”，认为“学问之道，贵在实行，圣贤之学，俱在践履。”这一学说仍是在重复其祖父的学说。
　　
　　黄义明在听罢程好义有关毒鼠关城主的提名后笑道：此朱舜水先生，实为家父黄宗羲的结义兄长。其孙朱淼生主张“实理实学、学以致用”，毒鼠关正缺此学，让他去当城主好了。只是这朱淼生先生又从何处可请？圭道城主程好义道：此事由我来负责好了，朱淼生正隐圭道城。黄义明笑道：好，真是小隐隐山林，大隐隐市井。
　　
　　且说黄义生正在与众城主、部将协商新得三城城主人选，忽来谍报，云缅甸东坞王犯界，五万大军已抵圭道城南九十里之密支那，前锋部队继续前行，估计明日可逼圭道城下。黄义明听到这一消息后吃了一惊。
　　
　　原来历史上的缅甸王国，一直作为中原的属国存在，其历史本于秦汉时期生活于中国东南沿海的百粤（同越）人之后。《汉书•地理志》谓：“今之苍梧、郁林、合浦、交趾、九真、南海、日南，皆粤分支也。其君禹后，帝少康之庶子云。封于会稽，文身断发，以避蛟龙之害。” 百粤人中的一支，后来进入川、滇，又由滇入缅，汉代称之为“哀牢夷”，亦称为“僚”。东汉明帝时，以“哀牢夷”居地改设郡县，以其地为永昌郡（郡治今云南保山县），地含今缅甸北部地区。至唐，缅甸地属南诏，因此《唐书》谓南诏为哀牢夷之后。至魏晋时期，哀牢夷中有大姓“爨”（音串），分为东西二支，《唐书》云：“西爨，自云本安邑人，七世祖为晋南太守。中国乱，遂王蛮中。”《大爨碑》谓其先祖出于楚令尹子文。 而东爨，又称“乌蛮”，西爨又称“白蛮”。“乌蛮”中大部系彝族先民。“白蛮”则是唐代地含缅甸的南诏政权及宋代地含缅甸的大理政权组建者。缅甸最早立国，为东汉至初唐时期一统缅南的骠国。约至中唐，骠国亡于南诏，南诏后又被大理取代。当时缅南尚有其他小国并立。时至北宋仁宗，缅甸统一，先后经历了蒲甘(1044─1287年)、东坞(1531─1752年)和贡榜(1752─1885年)三个王朝。而当时举兵犯界的是缅甸东坞王朝(1531─1752年)。
　　
　　而缅甸东坞(1531─1752年)王朝之所以会举兵犯界，则是说来话长。时至宋代，大理两度派使向宋廷纳贡，维护两国的宗藩关系。至元，两度对缅用兵，灭蒲甘王朝，但保留了蕃王制度，缅甸实际成为元朝的属土。这一形式一直保留到明代。明亡，桂王政权抗清失败，退入缅甸，被缅甸藩王献给清廷。李定国愤而伐缅，并联合暹罗（今泰国）共同出兵。缅人吃败仗后，守城不出，李定国无奈撤兵。入清之后，缅王先是臣服于清室。但是时至三藩之乱，卢桂生乘机在南边建立逆伦邦，一面开疆扩土，欺压南洋诸小国；一面又投靠吴三桂的“大周”政权，派出主力军队为之运送军粮，充当后援。而南洋诸小国都是墙头草，一见三藩势大，本国与中原隔绝；而卢桂生又依之以欺诸国，便纷纷投靠逆伦邦。
　　
　　而时至黄义明入江心坡，高举“五伦邦”义帜讨伐卢桂生，不到一年时间，复江心坡全境，卢桂生逆伦邦主力部队困于赴中原参加“三藩之乱”，无法回抽。其曾派有“野人山第一名将”之称的西门中天率五千人马去救鲸山衙门司，却不意被黄义明全歼。当接到已逃亡至野人山的江心坡败将齐得发、肖术达、李青等人的来报，得知江坡全境已失、大戏台三妖女被俘、正壶关主喻化夫与反壶关主季榴芬已阵亡的消亡后，此时的卢桂生可谓要兵无兵，要将无将，欲哭无泪，唯一的办法便是发急函要求各与国来救，这便有了缅国东坞王犯界及其后的安南、金边、莫卧尔诸国的犯界之事。
　　
　　而黄义生在得知缅甸东坞王犯界、前锋部队明日将抵圭道城下的消息后，心中着急，立即点兵前行。而劳康城长孙员外及大戏台城长赵员外前来好古城议事时，各携有一子，名孙福禄、赵财寿，均二十出头，自幼习武。孙、赵二家在劳康镇时，原本世交，二小结拜为兄弟。这次随父前来好古城议事，各带有五百卫兵，充当卫队长。听说黄义明要点兵赴圭道城迎战，吵着要跟去观战。原来二小早就听说黄元帅用兵如神，想跟去一睹风彩。而孙员外与赵员外等虽忝为城长，实皆武人出身，亦一时技痒，遂向黄义明提出要同往观战。由于江心坡诸城平定有时，并无大事，且有各自城尉承担守土之责，黄义明遂同意各城长及孙福禄、赵财寿二小前往观战的请求。
　　
　　由于好古城据圭道城非远，全军又是急步前行，黄义明清晨拔军，时至黄昏已抵达圭道城郊。忽闻城中传来刁斗声声，黄义明暗道：城尉杨忠良不愧为杨家将后人，治军有方。急令全军在城外札寨立营，不许入城扰民，只许关向云、杨晓黎率第三军士兵入城帮其爹助守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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