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三章：各邦递次述职 刘惠恕. (第2/2页)
其三为：废护狗法，恶狗伤人，罪及主人，狗咬人至死，狗主抵命。邦主曾释此法曰：儒家以天地人为三才，其中天能生物，地能载物，人能役物，是以为万物之灵。人命至贵，岂能与狗命同？自古以来只闻为人立法者，未闻与狗立法者。
其四为：恢复大明“三堂会审”旧制。此制大略为：重案须经三堂会审。即案件开庭时，刑部尚书、大理寺卿和御史大夫（都御史）众须同时出席，联合审理。至于普通民事案件，按《大明令》规定，凡杖六十以下者，各县自断。凡杖八十以下者，各州自断。凡杖一百以下者，各府自断。只有处以徒刑、流放以上的案件，才需要上奏中央，经三堂会审。由于我邦行政设置为城、镇、乡三级，可比附明法府、州、县标准执行。
其五为：恢复“击鼓呜冤”古法，即应在城衙门外设大鼓一，铜钟一，民有冤，许击鼓呜冤，城吏须即时开堂公审，且不得收取讼银。各城许自立衙门，小案审后可送刑部复审，无疑义则判决。如有争议，则可请刑部主持，请当事人衙门，他城衙门各派一人至刑部，三家复审，若有大案，则再报帮主复审。
讲完这些话，杨展雄又道：邦主动来江心坡时，与百姓约法五章，可以说是今日我五伦邦事业成功的致胜之源。因为它使当地百姓认清了逆伦邦暴虐政的本质，为我邦事业的最终成功，争得了民心。但乱世用重典，现今逆伦邦已灭，我邦已入承平时期，仅凭“杀人者死，伤人及盗抵罪”等寥寥数条，亦难以处理许多疑案。为使我邦长治久安，法律尚须细化，另立系统治邦法典。仅列举数案，与诸位共探，以求治邦新法之完善化。
案例一：某家族持人多势众，长期霸占水源，向汲水者收钱，调戏打水女子，众乡民忍气吞声，不敢与争。官府不能管。某日一侠士过路取水，与霸占水源家族发生争执，霸占水源家族仗人多势众，十兄弟上前齐殴侠士，侠士还手，连毙十人，自投案官府。官府按律判侠士死刑，周边乡民不服，数千乡民为之请命，官府一时难判此案，现收案犯狱中。
案例二：某人夫妇斗嘴失妻，适逢村边池塘见一面目已腐女尸。女方家人便诉该男子杀妻，男子不承认，被乡衙屈打成招。此案上移镇衙复审，该男子招供杀妻方式与地点无一次相同，镇衙认定案有疑点，长拘男子不判。数年后，走失女子返乡，事报镇衙，将男子无罪开释。该男子反诉乡衙官长逼供，镇衙官长待查此案时，原乡官已自尽。
案例三：某女子客宿他乡，夜半，客栈老板欲奸女子。女子奋力反抗，见墙上有刀，取下连劈男子数刀致死。事报官府，认为女子手段过残，罪女子数年，拘狱，女子不服，上诉至今。
案例四：某人在路边午休，被流浪疯犬咬一口致死。死者家属诉之官府，周边却无人家承认为该狗狗主，而成疑案。
案例五：有小偷窃官府府库物，被护库犬咬死，家人以禁犬法诉官府，要求赔偿。
案例六：有女子着裸脐、超短裙出行，被一男子强奸。诉之官府，男子当死罪，男子不服，自诉因女子穿着太少，激起情欲，要求减罪。
案例七：某老汉独女被拐异乡辟壤，屡次出逃，均被该村村民合力擒获，毒打致残。其父后寻至，报当地官府，屡救不出。因该村穷甚，凡媳妇皆外乡拐卖致此。其父无奈，后以银五十两银，向该村长赎女还。其女返乡未久，因伤病死，其母亦伤心致死。老汉决心为女报仇，寻租房至该村，复于水井投毒，将该村民连同村长合七百八十一人全部毒死。官府始终无法破案。老汉将全村人毒死后，自投官府，始知此案为寻仇所致。老汉为女寻仇投毒，情有可原，但杀人太多，法不可释，至今押狱中。
言毕，杨尚书要求众人讨论上述七案处置方法。众人七嘴八舌，最终归拢意见如下：
其一谓杀人可恕，天理难容者。老汉为女寻仇，杀人虽多，但女儿被拐卖在前，拐卖者应担死罪。老汉寻村长救女不得，即其全村民众皆应承担连带责任，官府曾出面救该女不得，实有渎职之罪，因此当赦老汉无罪。
其二谓新法当设反座法，即诬陷必须反座，无反座即无法律之公证，任何人都可被闻风捕影致罪。某人夫妇斗嘴失妻，因村边池塘见无名女尸，官府未经核证，却认定该男子杀妻，将之屈打成招，并放走杀死该女尸真凶，实已构成诬陷罪。该办事官员不死，必须以被陷害者同罪责反座，现该办事官员已畏罪自裁，罪可不再究，但必须没收该官员家财，一半用以陪偿被诬男子无端坐牢数年之苦，另一半则当充公归官，以陪伴官府在此案中名誉损失。若办事官员先死，亦当追究其身后之责，有如岳武穆被奸贼冤杀，于其坟前立四奸像，为法理当然。
其三谓当设自卫防范法。某侠士由汲水事与护水源家族发生争执，无端被群殴，其理在先，其自卫时杀死群殴者，不当被治罪。此外，此案因少数人控制公共水源所致，官府有责，所在地官员应被追责，人无水不得活，汲取此案教训，今后应设立公共水源法，由官府掌握。如水源实由少数人辟得，官府当出资倍偿其劳，而不能让少数人永远控制公共水源。
其四谓本自卫防范同理，夜半被奸女子奋起反抗杀死施奸者，不应被治罪，反应奖励。因为在当时场合，遇奸女子在极度恐惧情况下，根本不可能预知自己的抗暴强度。此外是女子体力要弱于男子，抗强扶弱原本为法律制定的目的之一，该女子为保自身清白抗击施暴者，本具抗强扶弱性质，因此应该鼓励。
其五谓应设风化法。吾邦原有妇女着装不得露乳及着裙必须过膝的法令，该遇奸女子因身着违禁衣衫被奸，其有伤风化在先，激起施暴男子情欲，是以被奸，因此应负连带责任。男子施奸死罪可改为有期徒刑十年至二十年间，而遇奸女子当判笞刑三十，以示惩处其所犯有伤风化罪。
其六谓城镇内禁养犬法应得到有效施行。流浪狗咬人致死，可先驱该犬寻有无实际喂养主人，如有，以狗主抵命。如无，则由所在地官府予死者家属以经济赔偿，并切责该地官府履驱除城中流浪犬的官责。致于小偷入官府库府窃物被咬死案，官府无责，因为我帮禁犬法原有军营养犬、盲人养导路犬不禁一条。官府库府本当由军营看管，是以有权养犬。
众人讨论完毕，杨展雄重新上台发言道：聆听诸位所提意见六条，受益多多，当尽吸收于吾邦新法之中。此六条意见的共点，是认为法律是为维护道德而设，应具其道德属性。昔年我曾过京华听汤若望教士讲西学，其谓泰西法律特点在于不承认法律有道德良心。而我谓中华王法特点则是认为法律本身即是礼的派生，亦即其为维护礼的存在而设立，因此具有道德属性。何以持此说，是因为中华古法，原自孔子的“德教”说。其说具体如下：
孔子主张对国家的治理，应该是礼法兼治，以德为本。他说：“为政以德，譬如北辰（北极星），居其所而众星共之。” “道之以政，齐之以刑，民免而无耻；道之以德，齐之以礼，有耻且格。” 他又说：“礼乐不兴，则刑罚不中；刑罚不中，则人民无所措（放置）手足。” 孔子这两段话的大意为：处理国家政事，必须以德为本，就像群星拱北斗一样。用政令来号召民众，用刑法来惩治民众，民众可以不犯法，但缺少是非心。用道德来感化民众，用礼仪规范来约束民众，民众有是非心，并且能以礼来自勉。礼乐如果不发扬，则刑罚没有依据，刑罚没有依据却又要惩治民众的违法行为，民众就会手足无措。
上述孔子讲的这两段话意思很清楚，即：孔子不反对对民众用“法”（行使“刑罚”），但反对不教即“法”；孔子认为设“法”的依据是“礼”，即国家制定法律，必须以“礼”作为根据；孔子认为国家必须向民众讲清楚设“礼”的目的，对违礼者才能使用国家法律加以惩处。因此礼法兼治又必须以“德”（道德教化）为本。这就是孔子有名的“德政”思想。
本于“德政”说，孔子坚持认定法律具有道德属性，亦即认为法律本身是礼的派生，其应为维护礼的存在而没立，这使中国后世均以六经作为立法的依据，而使“礼”在客观上对后来社会，实际起到了法本（后世称“宪法”）作用。
其如荀子所说：“礼者，法之大分（总纲），类（律例条文）之纲纪也。” 这段话的意思是谓礼为法之纲，法为礼之用。由此出发，荀子认定：礼的设立有三个基本原则（“礼有三本”），即“天地者，生之本也；先祖者，类之本也；君师者，治之本也。” 意谓：礼取法天地，尊重自然规律。礼，维护人类社会存在，重视人伦关系。礼，尊重师长，维护教育制度。由这“三本”原则出发，荀子认为法的作用，无非对于礼的这三原则的维护。他说： “人生而有欲，欲而不得，则不能无求。求而无度量分界，则不能不争，争则乱，乱则穷。先王恶其乱也，故制礼义以分之，以养人之欲，给人之求。使欲必不穷乎物，物必不屈乎欲，两者相持而长，是礼之所起也。” “礼之于正国家也，如权衡之于轻重也，如绳墨之于曲直也。故人无礼不生，事无礼不成，国家无礼不宁。君臣不得不尊，父子不得不亲，兄弟不得不顺，夫妇不得不顺。少者以长，老者以养。故天地生之，圣人成之。” “听政（管理国务）之大分（大纲），以善至者待之以礼，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。两者分别，则贤、不俏不杂，是非不乱。贤、不俏不杂则英杰至，是非不乱则国家治。”
而经孔子的首阐及荀子的诠释，中国自秦以后的历朝法典的制定，均坚持了法律的道德属性，即以礼为法本（后世称“宪法”），来制定历朝的法律。借用司马迁的话来说是：“夫礼禁未然之前，法施已然之后，法之为用者易见，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。” 借用《隋书•刑法志》的话来说是：“礼义以为纲纪，养化以为本，明刑以为助。”
言说及此，杨展雄道：诚如汤若望所释泰西法律特点在于不承认良心一条计，则吾可断言：泰西国立法之弊在于，将法律与道德对立；以量入刑，即只看犯罪结果，而不问犯罪原因，不加区分同一犯罪形式中有可能蕴含的正义与非正义性的区别，其必因法律不维护道德，而导致路人见死不救、见危不救、社会治安秩序恶化等等恶象。而吾邦立法，则必须坚持法律的道德属性，以之扶良抗暴，以体现吾邦百姓的终极利益与心声。
杨展雄言说及此，台下掌声要动，刑部的述职便算是通过。
2022年5月14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