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十九章：张万祺侃侃言国政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第十九章：张万祺侃侃言国政
　　
　　刘惠恕
　　
　　却说次日晨黄义明来到城长议事大厅，杨展雄、孙员外、赵员外以及驻军大戏台的各军将领已恭候。众人一齐起身向黄义明道安，黄义明拱手还礼后让诸位坐下。黄义明开口道：今日议政只为两事，一是好古城与大戏台的城长安置问题；二是请张万祺先生谈行科举制没想。
　　
　　黄义明随后说道：我因忙于戎务，空挂好古城城长之职，实为不妥，昨日见张苍水先贤之子张万祺先生，满腹经纶，好生敬佩，准备将城长一职相让。另外大戏台一城初下，尚无城长，孙员外原为劳康镇长，现该镇已起城，烦孙员外继续担任城长。赵员外原为劳康镇副镇长，我昨日问计于张先生何人可任大戏台城长职，张先生荐赵员外任职，一是因为赵员外为本地人，熟知大戏台民情风俗；二是因为赵员外文武兼备，必能胜任该职，不知大家以为如何？赵员外谦让道：赵某何德何能，被元帅委以城长重任？众人却齐声说好。
　　
　　黄义明道：既然众人皆认可，赵员外就不必谦让了。赵员外道：既然元帅委以重任，赵某当勉为其难，只是不知城长一职，当担何责？黄义明道：我昨日与张先生协商，以为江心坡屡遭战乱，民生困苦。治城之要，在于不使城中有一人冻死饿死，亦不养一个游手之人，必务做到《礼记•大同》篇所云：“大道之行也，天下为公。选贤举能，讲信修睦，故人不独亲其亲，不独子其子，使老有所终，壮有所用，幼有所长，矜（同“鳏”，老而无妻者）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。”现好古城所为，已初立城规，设痒序，明教化；修孔庙，建岳庙，正人伦；欲重行“三堂会审”古法，民有讼事，许击鼓呜寃，必开堂公审；又颁禁犬令，但军旅不禁，盲人养犬导路不禁；又设四艺馆授琴、棋、书、画，禁女子“选美”恶俗；又设养老馆，使矜、寡、孤、独、废、疾者皆有所养；又设乐苑馆，传民雅乐，禁郑风；又设奇技馆，以传人技艺等等。但这一切只是开了一个头，具体做法，当请各城长自探捷径。现赵员外初任大戏台城长，可尽快将家眷迁至。至于城防诸事，我当请新任城尉、城防军主将周秀兰好生协助员外。周秀兰道：秀兰一定协助赵城长做好城防工作，赵城长如有事，尽管分咐属下即可。赵员外道了一声谢。
　　
　　黄义明又道：前日议及复科举取仕法子为各城培文吏事，现请张先生谈一下具体设想。张万祺道：古来科举有文、武两举，现是战时，我先讲武举。
　　
　　中国武举制创始于唐代，武则天于长安二年始设“武举”，选拔有武艺者委兵事。此制盛于前明及今朝。唐代武举考马射、步射、平射、马枪、负重、摔跤等，此外，要求考生相貌“躯干雄伟、可以为将帅者。”宋代规定武举不只考武力，尚须考问军事策略，如孙、吴兵法等。元废武举不行。至明，更武举之制为“先之以谋略，次之以武艺。”初定武科六年一试，后改为三年一试。清立，袭明旧制，在兵部主持下，每年为天下武士举行一次考试，合格者授予武职。考试程序先是试马步射，之后比力气，合格者才考笔试。又仿文考，定武举为三试：一、童试，在县、府进行，考中者为武秀才。二、乡试，在省城进行，考中者为武举人。三、会试，在京城进行，考中者为武进士。四、殿试（廷试），会试后已取得武进士资格者，再通过殿试分出等次，称为“三甲”。一甲为前三名，头名称武状元；二名称武榜眼；三名称武探花。 二甲十余名，获“赐武进士出身”资格。二甲以下为三甲，获“赐同武进士出身”资格。
　　
　　而今朝武举之弊，在于武人多不能文，所写文章，错字甚多，考策论者多不合格，后只得改为默写《武经七书》中之一段，字数约百余。是以三场之试，仅头二场为实。而武举度制度较完善者为明代，万历末有朝臣主张设“将材武科”，初场试武艺，包括马步箭及枪、刀、剑、戟、拳搏、击刺等法；二场试营阵、地雷、火药、战车等项；三场各就其兵法、天文、地理所熟悉者言之。此法甚善，惜未能久。然有名臣熊廷弼（1569年—1625年）者，文武全才，“身长七尺，有胆知兵，善左右射。” 先中万历某科湖广武乡试第一名，后弃武就文，又中万历丁酉（二十五年，1597年）湖广乡试第一名，次年登进士。 惜后受阉党魏忠贤陷害，传首九边。
　　
　　言说及此，张万祺道：以我为五伦邦计，本邦初立，正在战时，又经卢桂生屠城，女多男少。武举可每年一举，先试于各城，合格者称“武举人”，复试于邦都，合格者称“武进士”。考试者不论男女，录用条件可放宽，先重武技，后课以自习文。凡复试中举者，圴授以参将之职，上报帅府，到缺人之军任参将。至于落选之武举人，亦可凭其自愿，介绍至军中任职，不知诸位以为此法可好？众人齐道：此法甚善。
　　
　　张万祺道：大家既然认为此法甚好，我再谈文试。文试即由历朝传承至今的科举考试制度。此制创始于隋，发展于唐，定格于明清。其大致形式为：
　　
　　隋炀帝大业三年始设进士科，主要考时务策，将读书、应考和作官三者结合。此制意义在于：隋一中国后，以科举制废九品中正制，用考试法选吏，把原属地方家族选拔官吏之权力收归中央，以加强中央集权政体。唐袭隋制，考试的科目分常科和制科两类。每年定期举行的考试称常科，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考试称制科。常科之科目有秀才、明经、进士、俊士、明法、明字、明算等五十余种。其中明经、进士两科后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，进士科重诗赋，难度较高。明经科重帖经、墨义，难度较低。唐宰相大多出身于进士科。有“三十老明经，五十少进士”之说。至宋，将科举定为三年一考，并确立了 州试、省试和殿试的三级形式，殿试之后，不须另经吏部考试，直接授官。宋代科举内容初袭唐制，王安石当政后，对科举内容进行改革，取消诗赋、帖经、墨义，专以经义、论、策取士。元出，始创以四书取仕法。
　　
　　时至明清，科举定格，与之相匹配，先立教化体系， 有所谓科前考，即先有“童试”（又称“小考”，在本县举行），应试者合格者称“童生”。童生复经“院试”（在本府州举行）， 合格者称“生员”（俗称“秀才”）。生员每年考一次，称“岁试”。每三年还要参加一次更大的考试，称“科试”。科试合格者，便有资格参加“举人”的考试。
　　
　　科后考是正式的国家考试，具体分乡试、会试、殿试三级形式进行。乡试通常每三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一次，又称“大比”，由于是在秋季举行，又称“秋闱”。参加乡试人群为两类，一类是经府、州、县学习、考试合格者，通称“生员”（俗称“秀才”），另一类是曾在国子监学习过的监生。乡试考中者称“举人”（俗称孝廉），其中第一名称“解元”。乡试中举叫中乙榜（又叫乙科），放榜之时，正值桂花飘香，故又称“桂榜”，放榜后，由巡抚主持鹿鸣宴。席间唱《鹿鸣》诗，跳魁星舞。
　　
　　会试在乡试后的第二年春天在京城礼部举行，又称“礼闱”或“春闱”。参加会试者是举人，考中者称“贡士”，第一名称“会元”。会试考完后的第二个月（约4月前后），举行殿试，殿试是皇帝在太和殿亲自主持的考试，考策问，考中者为钦定“进士”，可以直接授官。进士榜称甲榜，或称甲科。进士榜用黄纸书写，故叫黄甲，也称金榜，中进士称金榜题名。
　　
　　殿试分三甲录取，第一甲赐“进士及第”，第二甲赐“进士出身”，第三甲赐“同进士出身”。第一甲录取三名，第一名“状元”，第二名“榜眼”，第三名“探花”，合称“三鼎甲”。状元授翰林院修撰，榜眼、探花授儒林院编修。第二甲第一名称“传胪”。其余诸进士再参加朝考，考论诏、奏议、诗赋，选擅长文学书法的为庶吉士，余者分别授予主事（各部职员）、知县等职。庶吉士在翰林院内特设的教习馆（亦名庶常馆）肄业三年期满举行“散馆”考试，成绩优良者分别授翰林院编修、翰林院检讨。余者分发各部任主事，或分发到各省任知县。
　　
　　鉴于乡试第一名叫解元，会试第一名叫会元，加上殿试一甲第一名的状元，合称三元。连中三元，是科举场中的佳话。有明一代，连中三元者仅洪武年间的许观和正统年间的商辂二人而已。
　　
　　而科举考试的基本内容是考八股文。八股文题目出自四书五经，略仿宋代的经义，但是措辞要用古人口气，所谓代圣贤立言。八股文一般分为六段，以首句破题，两句承题，然后阐述为文要诣，称起源，这一部分不要求排偶。八股文的主要部分，是起股、中股、后股、束股四个段落，每个段落各有两段。每个段落都要求有排比句（排偶），字数有一定的限制。八股文篇末结语称复收大结，这一部分不要求排偶。有排比的段落，叫四比，后来又叫八股。八股文因此又称为八比文、时文、时艺、制艺。
　　
　　言说及此，张万祺道：上述一段话冗长，诸位可能听得不耐烦，但却为科举制的大略。自古以来，非议此制者颇多。然云此制不好，则唐宋八大家、二程、朱熹、明代大儒王阳明均出身于科举制。要说此制好，前朝浙江长兴县丞吴承恩（约1500—1583年）一生科举未中，却写有小说《西游记》传世。而以张某所见，科举之行，实利大于弊。其好处有四：
　　
　　其一，考试内容以儒家《四书》、《五经》为题，实置考生的道德取向为第一，体现了儒家“以德治国”的思想。即为官者须重官德，无德者不得为官。“德”即儒家所倡“忠、孝、节、义”等中华传统道德。而此以人伦本义为基础的考试，实与我五伦邦旨大合。
　　
　　其二，考试形式的平民化，排斥门第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，不承认士人门第出身与宦途的关系。此法子实承认华夏国民不论出身贵贱，其在人格上是平等的。因此，通过平等考试选拔官吏的方式，有助于国家的统一与上下齐心对待外敌。
　　
　　其三，选官标准的开放性，即通过科举考试的形式，排斥种族及国籍因素对官吏进入仕途的影响。如古来中华多有蛮夷族及周边属国士人，经科举在华为官的事例。明代清官海瑞为回人，李白的挚友晁衡（阿培仲麻侣）为日本人，而古代来自朝鲜、安南、日本、西亚等国士人来华参加科举为官者并非孤例。选官标准的开放性当有助于扩大邦基。
　　
　　其四，官有定员的量出为入制度，有助削减冗员。这是科举考试制度的精髓所在，即在科举制度下，依附于中央集权国家政体的各级行政官员（共9品18级），始自县令，在选拔制度上均有定额，科举考试仅是根据国家官吏的总体缺额，每年或每隔三年来确定一次应需候补的官员人数总额，缺多少人，补多少人。在这一体制下，国家官吏绝对人数是高度精简的，绝无冗官现象，或者说既便出现这一问题，也可以通过来年重新确定科举入选名额的方式，来轻易解决这一问题。如北宋时期一度出现“冗官”现象，名臣范中淹、欧阳修、富弼通过搞“庆历新政”，限制科举入选人数，地方缺员不补。结果未出几年，便成功地解决了“冗官”问题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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