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十二章：立邦之道 (第1/2页)
　　
　　第六十二章：立邦之道
　　
　　且说五伦邦战后第一届议政大会召开的当日下午，黄义明遇到了西洋女子齐安娜要求比武纳妾的趣事，处理完此事后次日，五伦邦战后第一届议政大会在邦主议政大厅中继续举行，会议的内容为六部尚书各自述职。
　　
　　首先发言的是吏部尚书张万祺。张万祺说道：自经与缅邦圭道之战，我邦拓地三千里、增城十余座以来，我邦现已是地跨南洋万里，拥城五十座，人口数千万的大邦。要治理好如此大邦，如仍按在江心坡立邦之初，实行七城城长自治的方法显然已不行，因此根据邦主建议，我邦仿中原王朝三省六部国体，先设吏、户、礼、兵、刑、工为六部，集中管理全邦政事。其中吏部掌官吏任免，户部掌农业及工、商业发展，礼部掌科举考试与盟国往来之礼，兵部掌军队调动，刑部掌刑狱诉讼，工部掌土木建筑、水利工程。六部尚书任职，根据邦主当时提名，分别是：原好古城长张万祺任吏部尚书；原圭道城长程好义任户部尚书；原劳康城长孙员外任礼部尚书；原圭道城副城长兼城尉杨忠良任兵部尚书；原大戏台城长赵员外任工部尚书；原鲸山持法司司长杨展雄任刑部尚书。当时议及待立而未立的制度尚有三省制与御史台制。
　　
　　关于“三省”制度，由于邦主认为五伦邦主与群臣的关系，并非如中原历代王朝的君臣关系，尊黄宗羲先生宏文《原君》与《原臣》教诲，当为师友共治天下的关系，立邦目的，并非是成为邦主个人产业，而是要为天下苍生谋福，实施儒家的大同理想。因此根据邦主的建议，本邦不设立“三省”制度了，仅设军机处，军机处设文职参军，以协调各军与六部关系。邦有大事，实行邦主与六部共议制，再遇大大事，则议政范围扩大至各军将军与各城城长。
　　
　　关于御史台制度，邦主意见必须设立，设立目的，是为了监察六部、各将军府及各城镇官员履职情况，弹劾中央与地方失责现象。御史台最高长官为都御史，下设监察御史十五人。现邦主已提名原蝴蝶关城长海刚直先生担任都御史，海先生原职，已委派吾邦首届科举文考榜眼、原吏部文员孔兰馨去替换。此海先生是原是前明名臣海瑞的三世孙，明亡，耻于仕清，先是流落于江心坡一带教学，后被邦主聘为蝴蝶关城主。此海先生处事刚直，六亲不认，因此也请在坐各位回岗后，要各自谨慎履职。
　　
　　言说及此，张万祺又道：御史台监督地方的内要内容，是看各城是否忠诚履行了好古城始订的城规。随后他叫上好古城城长高士生，让其宣读最初是由他与黄义明协商后，执笔所写的城规七条。高士生读道：
　　
　　其一，好古城以儒家大同说为宗旨，为之立城规，设痒序，明教化，修孔庙，建岳庙，正人伦。
　　
　　其二，好古城尊孟子民权说，重行“三堂会审”古法，民有讼事，许击鼓呜寃，必开堂公审。
　　
　　其三，好古城维护全城多数人公利，反对少数人以一己之私，破坏公共秩序及卫生环境，因此颁禁犬令。但军旅不禁，盲人养犬导路不禁，但规定携犬外行必须系以绳索，以免伤人，便溺必加清除，以免行人误踏跌倒，有违令者必究。
　　
　　其四，好古城以善良风俗化民，反对以郑风淫混社会风尚。为此设雅乐馆授民以乐；设四艺馆授民以琴、棋、书、画诸艺。禁女子“选美”恶俗；号召居户以参军助战为荣；以勤耕耘多交军粮为荣；以脫衣选美助淫为丑；以养狗扰民为丑。违令者严惩不贷。
　　
　　其五，好古城践行儒家大同学说，为此设养老馆，使矜（同“鳏”，老而无妻者）、寡、孤、独、废、疾者皆有所养。
　　
　　高士生城长宣读好古城城规完毕，张万祺解释道：为何要强调五伦邦所在城镇均需遵循好古城规呢？这是为了加强全邦的政统一性。当年秦始皇一天下，在中央实行三公九卿制，管理国事；在地方上废分封制，代以郡县制。同时书同文，即以秦文字为的，统一全国文字；车同轨制，定车宽以六尺为制，驰道和直道，标准皆一，一车可通行全国。又统一货币、度量衡，以便于全国经济发。又行“行同伦”制，即端正社会风俗，建立统一的伦理道德规范。男女之间相处，以礼为界，女治内，男治外，各尽其责，此见于始皇三十七年（前210年）会稽刻石，其鞭笞当地盛行的淫风，以杀奸夫无罪的条文，来矫正当时吴越地区男女之防不严的弊端。
　　
　　秦始皇上举，实奠定其后中华两千余年政体格局 ，而非仅仅修长城、北击匈奴一条，因此被明学人李贽誉为“千古一帝”；唐柳宗元在《封建论》一文中称之为“公天下自秦始”。这些评价都从正面肯定了秦帝国对后来中国统一，所做的历史贡献。今人在建邦立制时讲到秦始皇，不是要学他搞帝王专横、残酷统治民众的那一套，对此，邦主已强调我邦主与属下关系，是师友关系，是为共治天下、利百姓苍生而建。但今人要学习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一些好措施，即强调全邦的政治统一性，主动与中华传统政体靠拢，这样我邦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。
　　
　　张万祺讲完话后，接下来是户部尚书程好义登台发言。程好义说道：本人忝为户部尚书，主要职责是掌全邦农业与手工业、商业经济发展，说得再通俗一些，是负责给百官发放俸禄。这样，便涉及到对全邦年财政收入的说明。
　　
　　关于我邦年财政收人，在元帅征本帕山之前，我曾给元帅算了一笔帐，即仅以江心坡七城计，每城均有住户十万户，合七十万户，年可供库银七十万两。而江心坡一两黄金约可兑换十两白银，兑一百钱白银，兑一千文铜钱。 一两银子约可购大米二石，一石米约二百斤，一两银子约可买四百斤大米。以一两白银作为一位士兵的全年口粮费计，外加军服，器械，马匹等费用，一位士兵的全年军费约折白银十两，也就是说：元帅养军一万人，需月耗白银一万两，一年当耗白银十二万两。而以我邦当时租赋收入折银计，不计各与国封邑所贡银粮，仅以江心坡七城年贡银七十万两计，即可养军5.8万人。
　　
　　现逆伦邦已灭，以我全邦含各王妃或王后封地计，我全邦五十城年财政总收入可达白银五百万两，这五百万两白银用以养军（中央军与地方军），发百官薪俸，投资市政民生建设，给与国联姻换粮白银等等，已经足够。我邦库原积银一百万两，在剿灭逆伦邦后，又从敌邦邦库中获银两百万两，合三百万两。所以目前我邦可以说是府库丰盈。初步设想是以这笔库银赢余，建公共粮仓，抚恤在历次战役中死伤官兵，以及贴补各城镇市政建设之用，让有功将士退役之后有房可住。
　　
　　关于我邦的俸禄制，根据邦主要求，仿中原王朝旧制，行九品十八级。各部尚书、各军主将、各城城主均拿二级，吏部尚书张万祺欲让邦主拿一级，邦主不同意，也跟着属员一起拿二级。各军副将与各城城尉均拿三级。城以下行政设区一律称镇，再下称乡。而新任镇长拿四级，镇尉拿五级。乡长拿六级，乡尉拿七级。而新任镇长、乡长与镇尉、乡尉均以科举考试中举的文武进士充任。至于七级以下至八、九级俸禄，皆由科举未中而充任各城、镇、乡之各级文武办事机构中的属员拿。但根据邦主的意见：九品十八级的薪俸待遇，级差不能太大，最末之从九品级薪酬，要保证吃喝有余，成得了家，结得了婚，生得了子。此外履职情况三年一考，合格者予以升级。即便是一辈子只当低层机构的办事属员，只要工作无失职现象，薪俸照加不误。而薪俸待遇，从从九级至一级间的差距，不得超过三倍。所以俸薪之间的级差，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政治荣誉。我邦薪俸实施原则是：谁都发不了财，但谁都不会饿死。要切实做到有饭同吃，有衣同穿， 有房同住，齐心为民。
　　
　　关于我邦的俸禄具体标准，比照现大清王朝官员年俸标准，其共由三部分组成：一品官员的俸禄正俸180两，恩俸180两，俸米360斛。一斛（Hú）米约折0.65两银子，也就是说一品官员的年为594两银子。二品官员正俸为155两，恩俸为155两，俸米为310斛，年俸合计为511两银子。三品官员正禄为130两，恩禄为130两，俸米为130斛，年俸合计344两。四品官员正禄为105两，恩禄为105两，俸米为105斛，年俸合计为278两。五品官员正禄为80两，恩禄为80两，俸米为80斛，年俸合计212两。六品官员正禄为60两，恩禄为60两，俸米为60斛，年俸合计159两。七品官员正禄为45两，恩禄为45两，禄米为45斛，年俸合计119两。八品官员正禄为40两，恩禄为40两，俸米为40斛，年俸合计106两。正九品正禄为33两，恩禄为33两，俸米为33斛，年俸合计87两。从九品和未入流正禄31两，恩禄31两，俸米31斛，年俸合计83两。
　　
　　简而言之，大清王朝官俸标准特点有二：一是分三部分组成，支取甚烦；二是上下级差甚大，即从正一品至从九品之间，差距约为七倍之多，顶层富得流油，底层有可能食不裹腹，这样不好。我邦据邦主意见，薪俸统一折银计，领俸人所缺柴米油盐可自去市场购买。二是正一品定银与从九品之间的差距，不得超过三倍。亦即我邦正一品薪酬标准为594两银子，从九品薪俸为198两银子，较清廷正五品俸禄212两白银稍低六两。此后三年考级一次，合格者加薪一级，九品十八级的平均级差为33两白银。鉴于我邦主坚持不肯拿一级俸禄，要与诸军主将、各城城长以及各馆馆长，同拿二级俸禄，即拿511两白银，所以如有人薪俸是从从九品起拿，最终升至顶级，最多也只能是正二级。也就是说一个从从九品干起的普通衙门文吏，只要辛勤工作不出差错，一次考评都不缺，只要他干满五十一年工作后，也能拿到二级俸禄。
　　
　　当然实行本纯计银俸禄制，有一点是需要说明的，即我邦的俸银原则上是以上举我邦的平均米价作为基础。但米价并非是一成不变的，丰年时米价低，你们的俸银更为值钱。但有一句话叫作谷贱伤农。所以诸位为官者届时应更为关心务农人的生活，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。而在灾年，因粮食欠收，米价会飞涨，你们的俸禄便会相对贬值。而见之于史书记载：在荒年时因粮食欠收，甚至有用一斗黄金方能换一斗米的事，所以说在丰年时，当多收购民间余米，建立我邦的公仓储食，到荒年时，再把米平价卖给民众，此时你们手的薪俸能也不会贬值。所以为了保证诸官员手中的薪俸银永不贬值，平日一定得关心我邦农业、手工业以及商业经济的发展。
　　
　　至于如何发展我邦经济呢？中华自古有两种经济形式，一种为小农经济，政府按每户人家占地多少及人户多少，征以一定数量的赋税或劳役。这种经济形式，政府可依据国家所掌控的土田与人户资源，大致评估出国家当年的经济收益，有一定的计划性，因此亦可称之为计划经济。这种经济形式源自中国上古曾存在的井田制度。此见于《谷梁传•宣公十五年》：“古者三百步为里，名曰井田。”《孟子•滕文公上》又载：“方里而井，井九百亩。其中为公田，八家皆私百亩，同养公田。公事毕，然后敢治私事。”《周礼•地官•小司徒 》又载 ：“九夫为井，四井为邑，四邑为丘，四丘为甸，四甸为县，四县为都，以任地事而令贡赋，凡税敛之事。”就中国上古文献所记载的这种井田制度，就其性质而言，当时的赋役制度为劳役地租，这种劳役地租的收取形式有贡、助 、彻三种，共点皆为服劳役于公田，约收取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为公粮，其余则归农家自有。此如同孟子所述：“夏后氏五十而贡，殷人七十而助，周人百亩而彻，其实皆什一也。”
　　
　　就这一制度的瓦解原因而言，是因为时至春秋战国时期，由于铁器与牛耕的广泛使用，社会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，小农已有能力实行一家一户的独立耕种，不再需要这九种家共耕的集体耕作形式，于是便有了战国时期秦孝公支持下的商鞅变法（前356年，前350年），以及各国的变法，这种劳役地租性质的井田制被废除了，政府开始对独立的农家，征收一定的税赋（金钱）与劳役地租。而这种经济形式从古代一直延伸至今，典型案例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农田法。
　　
　　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朱元璋发令：“凡农民家有四五亩至十亩者，栽桑、麻、木棉各半亩。如果有田十亩以上，则种植面积加倍。各级官吏要亲自督查，如果不中桑树，就罚他交绢一匹，不种麻和木棉的，罚他麻布、棉布各一匹。”洪武二十六年（1394年），朱元璋又下令：天下百姓，按帝国计划种植桑、枣。每一百户农民要共种二亩秧，并共出人力，挑运柴草焼地，耕锅再烧，耕烧三遍下种。待秧苗长到二尺高，然后分栽，每五尺宽为一垅。每一百户第一年二百株，第二年四百株，第三年六百株。造册回报，违者全家发边充军。等等。
　　
　　
　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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